应急救护是在专业急救人员到来之前，由应急救护员（第一目击者）志愿为伤病者提供及时的初级现场紧急人道救护行为。公司为有效保护员工的生命和健康，提高员工自救互救技能，为大家生命安全增加一份保障，1月10日公司组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。

以下文章摘自凤凰周刊

救心时刻——内地心脏急救现状

对于难以预测而又普遍发生的心脏骤停，内地亟需普及公民急救知识、推广设备、清除各种阻碍。急救不可只依赖120！

记者/王彦入卢伊关珺冉

 一通持续了10分40秒的电话,将一条生命从鬼门关拉回。发生在辽宁葫芦岛的这一幕,近日为舆论所关注。

 被救助的是一位60岁男子,他突然昏迷倒地,失去呼吸,没有脉搏。家属反应过来,立马拨通电话,向120求救。

 接起电话的是葫芦岛市急救中心调度员李紫慧,凭借过往经验,她敏锐地判断，这可能是一位心脏骤停的患者。若判断无误,对于这类患者,抢救的黄金时间仅有4分钟。

 调度了距离现场最近的救护车后,李紫慧没有挂断电话,她朝听简那端的家属嘱咐,“仔细听好,我现在教你怎么做胸外按压。”

 按照李紫慧的指导,家属开始依步骤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,直至急救医生赶到现场,这通抢救生命的电话总共持续了10分40秒。尽管家属未受过专业训练,进行心肺复苏的姿势不够准确,但在120赶往现场的空窗期,保证了患者的肺部呼吸换气与心脏的泵血,在医生赶到进行专业急救前,保住了患者性命。

不同于其他病症的可预测性,发生心脏骤停的人,可能就是你我。“他不是躺在病床上的人,他就是走在路上的人,看上去很正常,不觉得他是病人,但可能发生无预期的心脏骤停。”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马俊杰描述。也正是因为它发生的非预期,很难保证医疗力量在短时间内就位。在中国,如果有人发生心脏骤停,被救活的机几率不到1%。

 无疑,这名男子是幸运的,因为抢救及时,成为了幸存的1%。而更多心脏骤停患者,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,错过黄金抢救期,与世长辞,留下一地遗憾。

相较于发达国家在急救方面的表现,内地有着不小的差距。数据显示,美国每年约有40万心脏骤停病例,整体抢救成功率约为10%。在一些设施完备的大城市,比如纽约、西雅图,被救回来的几率可能在50%以上。如果你“幸运地”倒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,被救活的概率甚至高达75%。

傲人的生命数据背后,是数量庞大的急救员、配备齐全的自动体外除颤器(以其下简称“AED”)和全民普及的急救意识。

只等120,相当于“等死”

10秒,意识丧失突然倒地。

30秒,全身抽搐。

60秒,自主呼吸逐渐停止。

3分钟,开始出现脑水肿。

6分钟,出现脑细胞死亡。

8分钟,进入“植物状态”脑死亡。

黄金8分钟,分秒之差就将决定生死。

“任何人、在任何地方,均可借助你的双手开始实施心肺复苏。”1960年,美国霍普金斯的三位学者在JAMA杂志上发表里程碑式的论文《闭式胸部心脏按摩》,论证心外按摩的有效性。也在同一年,马里兰医学会议正式提出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联合应用。

导致心脏骤停的原因有很多,包括以缺血性心脏病为代表的各种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病,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等。生活不规律、日夜颠倒、工作压力大等,都会成为潜在威胁。面对心脏骤停患者,每延迟急救一分钟,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。若什么也不做,只等120,待十分钟后,120抵达,患者可能已无抢救机会。

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心血能管病报告2014》显示,全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预计为54.4万。这意味着,平均每一分钟,便会有一个人被心脏性猝死夺去生命。这其中,5%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内,近七成发生在家中,还有约1/4的病人发生在其他场合。在医院以外的猝死病人中,65%死于发病后15分钟内。如能掌握急救技能,并及时实施,这些生命本可以挽救。

但在我们生活中,常常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场面：有人倒地、呼叫120、等待120、眼看120将人拉走,如若发生意外,便将责任全数推给120,到场太慢,救治不力,都是熟悉不过的说辞。

长期盘旋于公众脑海中的急救意识几乎可以等同120三个数字。

但实际上,更大范围的院前急救,还应包括现场急救,“不单纯是医院的医疗力量来到现场,而是现场周边的人,即刻开始行动,施予救助。”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、微博大V“急诊夜鹰”王西富解释,所谓现场急救,用英文翻译,便是“ First aid”。也有人赋予它更具画面感的诠释：车前急救一一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急救。

2014年9月5日，北京，中国建筑安全培训体验中心内，接受心肺复苏培训的人员

也就是说,院前急救可分为两段,一个是到达医院前实施的现场救治,一个是转运途中紧急救治和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马俊杰对此有更形象的解释,他管前者叫“公众急救”,交付于公众,填补救护车到达前的时间空缺,而后者“专业急救”才是我们熟知的救护车监护环节。

但匮乏的急救意识,使公众往往跳过现场救治”的前奏,直接寄希望于“专业急救”,从而耽误时间,影响救治。

“救护车不可能说二十秒就到。它总得需要十几分钟,甚至更长时间。即使三五分钟到达现场,那真是住在医院隔壁,(就算)住在医院隔壁,你还得看楼层高低,得爬楼啊。”王西富说,对于不紧急的创伤,尚且等得起,如果是黄金救治时间仅四分钟的心脏骤停,“等医生,基本等同于等死。你送到医院去,基本等同于送死。”

王西富说,从业多年,院医外心脏骤停患者依靠拨打120,等待医生到场并成功救治康复出院,“没有一个成功的”。

“你想想,心跳停了,每延迟急救一分钟,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。那你十分钟之后,医生到了,那不就是收尸体嘛。”王西富说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

2016年6月29日,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结束一天工作,下班回家。不久后,在北京呼家楼地铁站晕倒,随即失去意识。现场先后有三人出手相助,但最终无济于事,送至朝阳医院时,已无生命体征。据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,金波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。

尤其让人惋惜的是,朝阳医院距离事发地呼家楼地铁站仅两公里左右。“所以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,急救,是每个人的事情,它不单纯是医疗人员的事情。尤其对于一些分分秒秒都会死人的状况,那更是等不得医生。”

 知道不等于掌握

金波晕厥倒地,有两位乘客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,之后,有一名自称是急救医生的外国女子也参与到救助中去。

部分现场急救视频在网上发布后,有网友提出质疑,称事发现场的急救行为不专业,地铁工作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处置。

王西富也以“急诊夜鹰”的名义,在公号文章里提出几点质疑:视频时长2分30秒,胸外按压仅仅占据23秒,按压了55次,而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人工呼吸上,以及犹豫和商量之中。

2017年2月22日，春节过后，上海地铁几个人流较大换乘站开始出现标注为“AED”（自动体外除颤仪）的设备。

对于突发的心脏骤停，高质量的胸外按压尤其重要。按压位置在胸部正中，每分钟100-120次，深度5-6厘米，直至患者苏醒，或救护车抵达现场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施救时做到这点并不容易。

首先,大部分公众不具备急救意识不懂急救。其次,“大家有了急救的观念,但是事情发生后,你光有观念,没有用,你得有活儿。”全民互助急救平台“第一反应”创始人陆乐感慨,“我们好像是一听就懂,一学就会,但你真的碰上了,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因为一放就忘,一用就乱。”

陆乐的这一番感慨,要追溯回2012年2月5日。当日,在深圳戈壁挑战赛预选赛赛道上,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刘文,眼看着胜利在望,却没能坚持到撞线那一刻。在距离终点两百米处,喘着粗气的刘文突然晕倒,生命就此定格。

就在事件发生一天前的2月4日5时15分,刘文在腾讯微博写下:“真困”。当晚21时52分,他再次更博,“天啦,今晚别再让我失眠了,很痛苫。”5日5时19分,他又写下“还是困”三个字。

谁也没想到,几小时后,在戈壁挑战赛的终点前,刘文突然心脏骤停,与世长辞不再被睡意困扰,这一次,他长眠不醒。刘文倒下时,其他参赛队员不断聚拢过来,他们都想救他,用尽各种方式,无一奏效。而被大家寄予厚望的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时,已回天乏术。事实上,开赛前各队参加过不同程度的急救培训讲座。

“那个时候,我已经在中欧做了大概两三年的(急救)公益讲座,有的(参赛队员)在我的课上听过,有的在红十字会学过,大家都有观念,学过一点。

但事情发生后,大多数人都只是略知皮毛,怎么做却没人会。这令同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的陆乐颇受触动,“很痛心嘛,这么优秀的同学们,要钱有钱,要智商有智商,要体力有体力,还能跑马拉松。但是当身边的朋友倒下时,我们是如此的无助,无力。”陆乐放慢语调,“不是无为,真的是有为,但是这个为’,是一个无效的‘为’。”

校友去世刺痛了陆乐。作为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,九十年代初,陆乐便已取得国际认证的急救资格证。他隐约觉得,自己应该做些什么,“从那个时候,让我开始觉得有责任,不是去跟大家讲讲故事,不是去跟大家讲讲观念,而是让大家真实地拥有(急救)这个技能。”

当年年底,“第一反应”成立。此前国内还没有致力于赛事保障和急救培训的民间机构。之所以专注于賽事保障,缘于体育赛事中心脏骤停事件的高频发生。

据媒体报道,中国田协的相关数据统计，在近三年(截至2017年)时间里,国内的马拉松赛事中已经有超过16人猝死,这些参赛者均是跑步中出现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。类似案例一次次敲响警钟。

为了在中国普及这项技能,从2013年开始,陆乐创立的“第一反应”开始推广美国心脏协会(以下简称“AHA”)的急救培训:8小时课程,导师学员一比六,从急救知识到急救技能。课程中理论学习与实践练习结合,并严格考试,通过考核者方能取得AHA颁发的急救证书。

有人嫌“八小时(培训)太长”，他们找到陆乐,寻求捷径,“能不能给我们弄个一小时(的培训),就讲讲急救知识。

他们将急救视为“老师站在讲台上讲,下面几百个人坐着听听就行”的“知识”,而没有意识到,急救实际上是一门技能,“就像考驾照,驾车学的是什么,是驾车技能。”这个也一样,别人发生危险,你得知道怎么动手去救。而不是光知道,不会用。”北京玉山急救培训导师田燃一直强调。

也有人对此心存敬畏,他们报名学习,考取证书。至今,“第一反应”已培训上万人。其中一部分经注册,成为了“第一反应”志愿者。

做志愿者并不轻松,每隔三个月需要参加一次公益活动,“每三个月,你花一天时间,参加一次公益活动,就温故而知新了。”陆乐介绍,长此以往,反复训练,志愿者方能形成肌肉记忆,将学来的技能变为已用,“假使几年后,你身边的人遇到危险,你不会乱,你能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去救别人的命。”这是对“技能”的巩固事关人命,断不可轻心大意。

截至2018年3月7日,“第一反应”的志愿者们已为284场赛事提供赛道保障,为1230000名跑者保驾护航。在过去几年间发生的12起心脏骤停事件中,成功救活11人,救活率保持在92%以上。

电话指导也能救人

急救这门技术是如此的普通但又专业,即便那些拥有执业资质的医护人员也未必掌握合格的院前急救技能。

2017年12月底,中国医学科学院、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博士后招生考试进入第三日,心肺复苏是这场持续五日大考的考核重点,但成绩却不尽如人意。

心肺复苏是临床医生的基本技能,但成绩好的几乎没有我们的学生,这说明我们在教学培养中存在很大问题。”这让参与监考的一名医生大为光火。

心脏除颤开始时间每晚一分钟，可以挽救回来生命的可能性就降低7%-10%。普通市民按照电话的CPR口头指导操作，直到救护车到来之前，不浪费一秒进行急救，可有效防止救活率降低。

急救培训人员也有类似的感受,他曾接待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专家参与急救培训,却发现对方实施心肺复苏时有很多错误。“还有些急救人员并不清楚什么情况才能做心肺复苏,很多病人晕倒后还有呼吸和意识,却被做了心肺复苏,活人都可能被摁死了。”

让全民都掌握急救技能,成为称职的专业急救人员,或许过于理想。另一种更为实际的办法则是通过医疗急救电话的即时指导，就像葫芦岛那位被救回来的60岁男子那样。

世界急救的救活率最高的地方,是著名城市西雅图所在的金县(美国行政区划中,州下一级为县)。2013年,金县心脏骤停的救活率高达62%,同一时期的纽约,芝加哥等大城市则只不到10%。时任县长曾自豪地说:“今天在金县被救活的人,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能保住性命了。”

在这里，金县75%以上的市民都接受过心肺复苏术(CPR)的训练课程,但如果你拨打急救电话,也会有专业人士在线口头进行心肺复苏的同步指导。市民所接受的训练也是从先拨通911开始、再迅速判断心肺功能是否停止、接着按照口头指导进行急救。2014年金县年度报告显示,在成功实施CPR的72%案例中,41%是经过急救指令室的口头指导完成的。

美国急救医学会议也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，肯定了心肺复苏的电话指导对急救救活率提高的直接贡献:“心脏除颤开始时间每晚1分钟,可以挽救回来生命的可能性就降低7%-10%。普通市民按照可电话的CPR口头指导操作,直到救护车到来之前，不浪费一秒进行急救，可有效防止救活率降低。”

救命神器AED

金发碧眼的“安妮”们平躺在水冷的地板上,他们没有意识,失去呼吸与心跳,亟待被好心人救起。

突然,激烈的鼓声不断,十余名热心老人立刻两两一组，交叠双手，以跪姿聚拢在“安妮”们身旁，他们必须和着飞快的鼓点，垂直挤压“安妮”们僵硬但富有弹性的胸腔，不能过深，也不能过浅。随后，他们还要轻抬“安妮”们的头部，捏紧鼻子，用嘴封住其口，一边用力吹气，一边观察期胸腔起伏。

30次心脏按压，再接2次人工呼吸，循环往复。但鼓声未歇，便有人脱离了节奏，老人们越发走形的动作带出粗气和汗珠。

这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培训活动，参与者需通过观摩美国心脏协会教学视频和急诊科专家指导,习得心脏与呼吸骤停的判断方法和急救操作。躺在地上的,只是数具模拟真实人体结构的橡胶人,“安妮”是医学生赋予他们的呢称。

66岁的北京老人陈朗也在其中。4个多小时的培训中,所学内容只有一项心肺复苏。这也是陈朗最想掌握的一项技能。他与老伴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,此前,“掐人中”和“服救心丹”是老两口仅有的“急救技能”,他们期待万一遇到突发情况,能靠新技能破解危局。

2016年,内地启动全国心肺复苏进亿家精准健康工程,旨在5年内,向2亿人口普及心肺复苏,每人培训5户家庭,以提高急救技能的普及率,会救进而敢救。

“心肺复苏不光是当场学会就能掌握的,只有形成肌肉记忆,才能在突发情况下,像调动本能一样正确施用。”前述急救培训人员告诉《风凰周刊》，目前,多数培训班均为一次性授课,当堂学会的很多技能，数日后便会被多数学员遗忘。尽管也有部分培训班允许学员有偿或免费反复练习、但由于耗费时间和精力,收效并不理想。

陈朗深由同感，刚完成培训的那几天,他时常在家里向老伴传授心肺复苏经验,但时间久了,记忆越来越模糊、他甚至想不起应当摁压的位置和频率,只能在网络上搜索教学视频、照猫画虎。

相比操作难度和致伤风险更大的心肺复苏,自动除颤仪对普通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门槛更低,成功率更高。其作用原理为,在极短时间里,以强电流通过心脏,使心脏恢复正常心率。

在国外,人们对自动除颤仪习以为常。早在1990年代,美国就通过法案,实行“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”计划,即在美国公共场所安装设备、确保10分钟内即可获得。并对普通民众进行训练。但对内地而言，这仍是一个极为新鲜,甚至有些意义不明的产品。

陈朗此前就有这种感受,但经过培训,他至今对这款“傻瓜式”急救仪器印象深刻,其大小与两本字典并放相仿,机身只有一块屏幕、2个摁钮和2块电极贴片。操作时,他只需按下开关,便可跟随中文语音提示,按仪器图示,粘好贴片,由机器分析病人是否需要电击,并发出电击,直至病人心跳恢复,整个过程十分简便,没有任何难度。

这是一款专供普通民众使用的心脏除颤设备,便携且易于操作。即便是毫无急救知识的普通人,多可在30分钟内学会使用,心肺复苏成功率可提高2-3倍,病人生存率也将提高近50%。由于大部分院外心脏骤停,都为心源性心脏骤停,其表现便是室颤。AED的电击除颤是针对其最有效的急救方式。数据显示,心脏骤停发生后,除颤每晚实施一分钟,生存率下降7%。

相比操作难度和致伤风险更大的心肺复苏，自动除颤仪对普通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门槛更低，成功率更高。其作用原理为，在极短时间里，以强电流通过心脏，使心脏恢复正常心率。

在诸多欧美国家,急救知识普及率高,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率也高,危险发生时,普通民众可以就近获取,赶在专业急救人员到来之前,为心脏骤停者尽早实施电除颤。比如传播甚广的中国医生美国公园救人案例。

2015年3月,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医生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，一位老太太突然倒地,离唐子人仅十米远。他快步上前,判断情况并表明身份,征得家属同意后,开始为老太太做胸外按压。大约是按压了十分钟左右,就有人拿来了AED,一块儿协同操作下,给患者除了两次颤。之后,患者自主呼吸恢复,慢慢就正长呼吸了。”

此事经网络传播,唐子人意外走红。被网友赠予“中国好游客”“中国好医生”的称号。但唐医生表示,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,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,对抢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他希望,媒体别将焦点放在他个人身上,而是应该由此事关注到中国的急救现状,提高大家对AED的重视。

用AED成功救人,“第一反应”的志愿者也有范例。

2015年3月15日9时17分,无锡半马20.3公里处，一位选手无预期晕厥倒地。三四百米外,作为“第一反应”志愿者的马俊杰，正在赛道巡逻。他站在路口拐角处,向两侧张望,留意到一股人群逐渐围拢在一起,他意识到，“可能发生事情了”。

 毫无迟疑,他向人群跑去。发病的选手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脸色苍白。万幸的是,跑者晕倒时,另一位志愿者仅离他十几米,后者立马上前,按照培训所学,确认病例无反应、无呼吸,便依步骤开始进行心肺复苏。

“我们的要求是,心肺复苏两分钟就要轮换一人,我跑过去后,刚好接替前替前一名志愿者，继续做胸外按压。”马俊杰回忆。

直到负责AED的队员携AED到达现场，他们立即打开AED，贴上贴片，为选手除颤。

大概9时21分，倒地跑者眼睛眨了一下，呼吸、意识开始恢复，马俊杰松了一口气，“这是我十八年从医经验里，第一次使用AED。”这也是国内马拉松比赛首个AED成功救人的案例。有意思的是，倒地者苏醒后站了起来。还试图继续跑完全程。

“他的记忆还停留在,他往终点冲刺的场景里，当时发生的情况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”选手事后与马俊杰回忆。

这一度引起很多人质疑,“当时很多人不相信,救护车过来,看这个人活蹦乱跳的，还能跑,不相信是心脏骤停的人,他们认为就是单纯的晕厥,后来他就自己恢复了。

AED的芯片详细记录了AED从打开到使用至关机的全过程,数据出来后,一切了然,有人直呼“奇迹”。

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奇迹,“在赛道上,跑者倒地,心跳停了,如果你按照标准化配置,把他救回来,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王西富所言的标准化配置,便是救治上述跑者时使用的胸外按压+AED电击,在心脏骤停1分钟内除颤,生存率可达70%这是急救“技能”的必修课。

“所以说,救回来的时候,不要说奇迹,根本不是奇迹,那是大概率事件。救不回来,我们反而要积极反思一下,我们的流程是不是要做进一步改进。”王西富再一次强调。

公开数据显示,美国平均每十万人配备317台AED,日本平均每十万人配备235台,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德国、香港地区,每十万人AED配备量分别为:44.5台、25.6台、17.6台、10台。

不仅如此,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,在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抵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,鼓励接受培训的非专业大众能随时使用AED急救。

而中国,每十万人保有的AED数量,趋近于零。陈朗时常觉得遗憾,“这么小的盒子按几下就能救命,不难也不累,可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”

 目前美国AED社会保有量超过150万平均每两百人共享一台。按照美国标准,以上海两千万人为例,至少需配置十万台AED,但上海地区的实际保有量,仅为六百多台,而这,还是“全国做得最好的。”

价格高,是AED难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但即使免费,推广AED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普及AED难在何处?

2016年7月2日,在金波遗体告别仪式上,知名公益人邓飞和金波的生前好友发起成立了“心唤醒”基金,称将以金波的名义,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、车站、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,同时倡导和推动对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。

“心唤醒”一直希望,能将第一台AED捐赠给金波倒下的北京呼家楼地铁站,但几番尝试,至今未能如愿。最终,这台AED设备在朝阳门附近的悠唐广场落地。

“为什么是悠唐?”“心唤醒”联合发起人张元春去到捐赠仪式才明白,“因为悠唐广场的老板是日本人。他自己学过急救,在日本的企业也配备了AED,了解这个东西。”

呼家楼捐赠“失利”,张元春没有灰心，“我就觉得,(心唤醒)机构对(地铁)机构不行,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捐给你。”

他在自己的公号撰文,表达了捐赠AED的想法,没想到,两小时不到,已有厂家表示愿意无偿提供设备。AED有了,但地铁仍然没有回应。

他选择主动出击,通过朋友联系到北京地铁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,一番交流,对方回应“这事不归他管,他也不知道归谁管,所以爱莫能助。”

“那你帮我问一下,谁来管这个事情你把联系方式给我,我再去联系。”张元春继续追问。

“行,好的”,对方一口承诺之后却再无回复。

 几经周转,这台AED最终捐给了清华大学陈明游泳馆。

 呼家楼告一段落,张元春仍不放弃。这一次,他将目标对准了北京宋家庄地铁站。“第一,我家离宋家庄地铁站特别近我可以提供培训、维护。第二,那里三线换乘,客流量很大。”

同样的,他先是发了一篇文章,没有回应。之后，去到地铁站咨询,工作人员表示“没有权限,需要找领导”。他确也曾找过两次领导,不凑巧、领导都不在。

后来,一位地铁站的朋友找到他,说可以帮忙牵线。张元春的热情再次被点燃。很快,回信来了,“他说(地铁)区站长很感兴趣”。恰巧,一个AED厂家知道了这事,表示愿意提供设备。厂家将设备转运至北京办事处,静待下一步信息。

几天后,消息回来,区站长打退堂鼓但了,“他觉得,最好有上面的统一安排,而不是自己擅自做决定。”张元春理解他的难处,没再继续。而这台AED,仍躺在厂家办事处,继续等待。

束之高阁的不止于捐赠未果的AED在不会用、不敢用、不让用,使落地的AED大多也成了摆设。

媒体曾报道,为数不多的安装于机场等公共场所的AED,被上了锁,或贴一张义条:非医疗人员,严禁使用。“但恰恰AED就是给非医疗人员使用的。”田燃说。

在我国,AED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厂根据我国对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管理规但定,使用者必须是专业的医疗人员。这与AED“公众急救设备”的定位确有冲突。

2017年1月10日,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《体外除颤产品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》(以下归简称“《原则》”),其中提及,“某些自动体外除颤器可由经急救培训的人员使用。”

不久后,2017年3月15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184条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。《总则》规定,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,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

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,被称作“好人法”。

《原则》与“好人法”的相继发布,算是为AED普及扫清了一些路障,但急救科普依然任重道远。“最大的问题还是公众意识缺换乏”,田燃说。无论是CPR,还是AED,要让公众“会用”“敢用”,关键是配套的公众培训,意识上去了,方能有更多的人,“路见危难，伸出援手”。